玻爾茲曼
，闡明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統(tǒng)計性質，并引出能量均分理論（麥克斯韋-波爾茲曼定律)。他首先指出，一切自發(fā)過程，總是從概率小的狀態(tài)向概率大的狀態(tài)變化，從有序向無序變化。1877年，波爾茲曼又提出，用“熵”來量度一個系統(tǒng)中分子的無序程度，并給出熵S與無序度Ω（即某一個客觀狀態(tài)對應微觀態(tài)數(shù)目，或者說是宏觀態(tài)出現(xiàn)的概率）之間的關系為S=k lnΩ。這就是著名的波爾茲曼公式，其中常數(shù) k=1.38×10^(-23) J/K 稱為波爾茲曼常數(shù)。他最先把熱力學原理應用于輻射，導出熱輻射定律，稱斯忒藩-波爾茲曼定律。他還注重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著有《物質的動理論》等。作為哲學家，他反對實證論和現(xiàn)象論，并在原子論遭到嚴重攻擊的時刻堅決捍衛(wèi)它。
“如果對于氣體理論的一時不喜歡而把它埋沒，對科學將是一個悲劇；例如：由于牛頓的權威而使波動理論受到的待遇就是一個教訓。我意識到我只是一個軟弱無力的與時代潮流抗爭的個人，但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出貢獻，使得一旦氣體理論復蘇，不需要重新發(fā)現(xiàn)許多東西。”—— 玻爾茲曼 玻爾茲曼的一生頗富戲劇性，他獨特的個性也一直吸引著人們的關注。有人說他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鄉(xiāng)巴佬”，他自己要為一生的不斷搬遷和無間斷的矛盾沖突負責，甚至他以自殺來結束自己輝煌一生的方式也是其價值觀沖突的必然結果。也有人說，玻爾茲曼是當時的費曼。他講課極為風趣、妙語連篇，課堂上經常出現(xiàn)諸如“非常大的小”之類的話語。幽默是他的天性，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自視甚高與極端不自信的奇妙結合——對這位天才的心靈損害極大。本書作者用了一個副標題：“篤信原子的人”，又給玻爾茲曼畫出了另一個側面像。 如果我們擯棄具有嚴格“決定性”色彩的“社會建構論”，而采用一種較為“軟弱”的立場，試圖在當時的各種社會文化組成中尋找一些相關因素去“解讀”玻爾茲曼，應該還是可行的。玻爾茲曼的“父國”處于當時被稱為“多瑙河畔的中國”的奧地利。奧匈帝國外表上極其強盛，但內部矛盾重重。在學術界，人們常常為一些繁文縟節(jié)而浪費時間，不斷的文牘折磨著疲倦的學者，遵從一定的禮儀“程序”比具體的事情更重要。在奧地利和巴伐利亞，教授階層盡管地位不低，但并不屬于最受尊敬的階層，退休后還得為沒有著落的養(yǎng)老金發(fā)愁。 玻爾茲曼出生于維也納，在維也納和林茨接受教育，22歲便獲得博士學位，之后就有好幾個大學向他提供職位。他曾先后在格拉茨大學、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以及萊比錫大學等地任教。其中曾兩度分別在格拉茨大學和維也納大學任教。
原子理論
統(tǒng)計力學的奠基者。
按理說，玻爾茲曼的學術生涯應該很平坦，可事實上卻充滿了艱辛。其中有不少是社會的因素，但更多地應該與他個人的性格有關。
玻爾茲曼與奧斯特瓦爾德之間發(fā)生的“原子論”和“唯能論”的爭論，在科學史上非常著名。按照普朗克的話來說，“這兩個死對頭都同樣機智，應答如流；彼此都很有才氣”。當時，雙方各有自己的支持者。奧斯特瓦爾德的“后臺”是不承認有“原子”存在的恩斯特·馬赫。由于馬赫在科學界的巨大影響，當時有許多著名的科學家也拒絕承認“原子”的實在性。后來大名鼎鼎的普朗克站在玻爾茲曼一邊，但由于普朗克當時名氣還小，最多只是扮演了玻爾茲曼助手的角色。玻爾茲曼卻不承認這位助手的功勞，甚至有點不屑一顧。盡管都反對“唯能論”，普朗克的觀點與玻爾茲曼的觀點還是有所區(qū)別。尤其讓玻爾茲曼惱火的是，普朗克對玻爾茲曼珍愛的原子論并沒有多少熱情。后來，普朗克的一位學生澤爾梅羅（E． Zermelo）又寫了一篇文章指出玻爾茲曼的H－定理中的一個嚴重的缺陷，這就更讓玻爾茲曼惱羞成怒。玻爾茲曼以一種諷刺的口吻答復澤爾梅羅，轉過來對普朗克的意見更大。即使在給普朗克的信中，玻爾茲曼常常也難掩自己的“憤恨”之情。只是到了晚年，當普朗克向他報告自己以原子論為基礎來推導輻射定律時，他才轉怒為喜。 玻爾茲曼沉浸在與這些不同見解的斗爭中，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盡管玻爾茲曼的“原子論”與奧斯特瓦爾德的“唯能論”之間的論戰(zhàn)，最終玻爾茲曼取勝，但這個過程對于一個科學家的生命來說，顯得太長了。玻爾茲曼一直有一種孤軍奮戰(zhàn)的感覺。他曾兩度試圖自殺。1900年的那次沒有成功，他陷入了一種兩難境界。再加上晚年接替馬赫擔任歸納科學哲學教授，后幾次哲學課上的不大成功，使他對自己能否講好課，產生了懷疑。
普朗克
這就帶來了一個學術界熟知，但絕非是無可爭議的“普朗克定律”。其表述如下：“一個新的科學真理照例不能用說服對手，等他們表示意見說‘得益匪淺’這個辦法來實行。恰恰相反，只能是等到對手們漸漸死亡，使得新的一代開始熟悉真理時才能貫徹。”對普朗克來說，學術爭論沒有多少誘惑力，因為他認為它們不能產生什么新東西。 由于上述說法后來又被學界有重大影響的其他學者，如托馬斯·庫恩等多次引證，它似乎成了一條自明的真理。果真如此嗎？如果普朗克所言不虛，那么科學爭論在科學思想發(fā)展史上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了。普朗克為人平和、正直，被譽為“學林古柏”，其高尚的人品是值得人們敬仰的，但并不是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哪怕這句話多次被人們引用。附帶說一下，普朗克還說過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話：“女子從事學術研究是與她們的天性相違背的。”這句話當然也是大大值得商榷的，不管你是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都不會贊成普朗克的這個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