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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摩羅什（公元343/344-413年）是一位著名的佛教譯經(jīng)學家，出生于印度，原名Kumarajiva，音譯為鳩摩羅耆婆、拘摩羅耆婆、究摩羅耆婆等。他的祖籍是天竺，即現(xiàn)在的印度。他的名字“Kumara”在梵文中意為“少年、童子”，“jiva”則有“壽命、生存”的意思。因此，鳩摩羅什的名字可以被翻譯為“童壽”。 作為一位重要的佛教翻譯者，鳩摩羅什在公元343或344年至413年之間活躍。他的翻譯作品深受中國佛教界的認可和推崇，對于中國佛教的發(fā)展和傳承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鳩摩羅什
中國佛教著名譯經(jīng)家
鳩摩羅什雕像
鳩摩羅什（公元343/344-413年）是佛教著名譯經(jīng)學家，原名“Kumarajiva”，亦音譯為鳩摩羅耆婆、拘摩羅耆婆、究摩羅耆婆等，簡稱羅什、耆婆、什、什師，意譯為童壽，即“Kumara”在梵文中有“少年、童子”的意思，梵文“jiva”則有“壽命、生存”的意思。鳩摩羅什祖籍是天竺人，公元343或344年出生于龜茲，公元413年逝世于后秦國都長安。
基本信息
全名
鳩摩羅什
外文名
Kumarajiva
原名
Kumarajiva
別名
鳩摩羅耆婆、拘摩羅耆婆、究摩羅耆婆、羅什、耆婆、什、什師
宗教
佛教
宗教身份
佛教著名譯經(jīng)學家
出生（時間）
公元343或344年
逝世（時間）
公元413年
朝代
東晉后秦（公元343-413年）
著作
《金剛經(jīng)》《法華經(jīng)》《無垢稱經(jīng)》《中論》《百論》《十二門經(jīng)》《大智度論》《維摩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首楞嚴三昧經(jīng)》《十住毗婆沙論》《成實論》等
人物生平
早年游學
據(jù)《出三藏記集》記載，鳩摩羅什祖籍為天竺人，其家族世代擔任國相職位。鳩摩羅什的父親鳩摩炎在即將繼承相位時推辭出家，龜茲國王聽聞后很敬慕他，于是親自迎請為國師。龜茲國王妹妹耆婆聰明靈智，身有紅斑，按相書說法是能夠生出聰明的兒子。耆婆對鳩摩炎一見鐘情，于是龜茲國王逼迫鳩摩炎娶自己的妹妹，于是在公元343或344年，鳩摩羅什出生。
據(jù)《祐錄》記載，大約東晉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在鳩摩羅什七歲時就跟隨母親耆婆出家。鳩摩羅什一進入佛門，就表現(xiàn)出良好的天賦，每日口誦佛經(jīng)千偈。然而他們因為其母是龜茲國王妹而受到豐厚供養(yǎng)，耆婆認為這樣不利于修道，于是攜鳩摩羅什離開龜茲。鳩摩羅什九歲時，跟著母親來到罽賓（今克什米爾），師從罽賓王的徒弟大德槃頭達多，慧皎《高僧傳》中稱贊槃頭達多“才明博識”，名聲傳播諸國。鳩摩羅什由此學習《雜藏》《中阿含經(jīng)》和《長阿含經(jīng)》等小乘經(jīng)，受到槃頭達多的稱贊。罽賓王聽聞其名聲而邀請鳩摩羅什進宮論道，外道論師見其年幼而言語輕視，鳩摩羅什抓住其弱點而擊敗了他。于是，罽賓王更加尊敬鳩摩羅什。
慧皎《高僧傳》記載，大約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5年）時，十二歲的鳩摩羅什隨母親返回龜茲。途中經(jīng)過月支（今巴基斯坦西北白沙瓦一帶）北山，進入沙勒（今新疆西北喀什一帶）國。沙勒國王聽從三藏沙門喜見的建議，邀請鳩摩羅什為眾僧講說《轉(zhuǎn)法輪經(jīng)》，鳩摩羅什由此名聲更加著名。在沙勒停留的一年期間，鳩摩羅什在說經(jīng)閑暇之余，他誦學《圍陀舍多論》，博覽《四圍陀》典和五明諸論、陰陽星算，練習著文修辭。后來鳩摩羅什遇到莎車王子大乘高僧須利耶蘇摩，被他的大乘教義所折服，從而放棄小乘，拜須利耶蘇摩為師，專心學習大乘，學習《中論》《百論》《十二門經(jīng)》等。
據(jù)《高僧傳》記載，離開沙勒后，鳩摩羅什和母親來到龜茲西鄰的溫宿國。溫宿國有一道士以辯論名震諸國，聲稱要是有人能辯論過他，愿意斬首謝之。鳩摩羅什見到他后，以“二義相檢”，使其稽首歸依，鳩摩羅什也因此聲名遠揚。龜茲王親自去溫宿國迎接鳩摩羅什回國，在國內(nèi)廣說諸經(jīng)，宣傳大乘教義，甚至讓他的恩師槃頭達多也折服，拜鳩摩羅什為師。鳩摩羅什二十歲時，在王宮正式受戒，師從卑摩羅叉學習《十誦律》。
涼州生活
《高僧傳》記載，鳩摩羅什聲名遠揚，苻秦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中土僧人僧純、曇充等游學龜茲歸來，述說龜茲佛教之盛況，道安勸說秦主苻堅迎召鳩摩羅什。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苻堅派遣呂光攻打龜茲。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呂光打敗龜茲和諸國救兵，成功帶著鳩摩羅什回到?jīng)鲋荩ń?/span>武威）時，聽說姚萇殺死了苻堅，于是他割據(jù)涼州，自立為王。
《出三藏記集》中記載，呂光并不崇敬佛教之人，于是對鳩摩羅什多有侮辱行為。鳩摩羅什通過沙勒所學陰陽之術(shù)，成為后涼的軍政顧問，才得到了呂光和后繼者的信任。在涼州十七年間，鳩摩羅什學習漢語，了解內(nèi)地佛學情況，對中國過去的譯經(jīng)進行研究，從而為之后的譯經(jīng)工作打下基礎(chǔ)。
長安譯經(jīng)
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興攻滅后涼，58歲的鳩摩羅什得以到達長安。《晉書·姚興載記》中記載了鳩摩羅什在長安講說佛經(jīng)，校對譯著佛經(jīng)的事。而后在長安十二年間，鳩摩羅什在草堂寺講說佛學教義，教導佛教門人子弟，并全力專注于譯經(jīng)事業(yè)。他所譯佛經(jīng)，據(jù)《高僧傳》記載有三百多部；《祐錄》卷二記載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開元釋教錄》卷四記載是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經(jīng)》《小品般若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金剛經(jīng)》《維摩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首楞嚴三昧經(jīng)》《十住毗婆沙論》等。
思想主張
般若中觀思想
般若中觀思想是鳩摩羅什大乘佛學思想的主要特色，其特點之一是把空觀貫徹到底。鳩摩羅什的佛學思想傳承了龍樹、提婆的般若中觀思想，他主張“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的重要原則，非常注重發(fā)揮這一學派“空”的理論特色，堅持和貫徹“非有非無”的中觀思維方式。他認為宇宙萬物皆因緣而起，就其自性上是空的，本質(zhì)上不存在。在與慧遠大師的問答中，鳩摩羅什提出“一切法從本以來，不生不滅畢竟空，如泥洹相”，即一切“法性”從根本來說是空的，不生不滅，就像涅槃，滅除生死因果。對于佛，鳩摩羅什認為佛在本質(zhì)上是無自性的，也是一種“畢竟空”的狀態(tài)，沒有“定中之佛”和“外來之佛”的區(qū)別，不用給法性、法身等佛的概念賦予一個真實的實體存在。無論法身以什么樣的形態(tài)存在，其本質(zhì)是一種“非有非無”的“空”的境界。鳩摩羅什主張要想真正達到佛的境界，就要徹底理解“畢竟空”的真實意義，用般若中觀的視角去認識觀照宇宙的萬事萬物，破除一切有無和非有非無的真實存在，自覺運用“非有非無”的中觀思維方法分析事物。
“畢竟空”著重于強調(diào)“從本已來，無有定實不空者”，大至三世十方，小至微塵一念，從世俗的因果報應(yīng)，到佛所得真如實際，“無有乃至一法實者”，這種“空”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世間既不能說是有始的，也不可以說是無始的，此謂之“無始空”。大乘空宗的學說到處貫徹著空一切、一切空的精神，即一切現(xiàn)象的“自性”是“空”，無需外在的根據(jù)，也不用訴諸于內(nèi)心的幫助。中觀學派認為不僅應(yīng)該看到被世俗認識的現(xiàn)象世界以及得道者才能認識的本質(zhì)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應(yīng)該是領(lǐng)悟這兩者的相同處和不同處的關(guān)系。
“無常”“無我”的世界觀
鳩摩羅什的“神滅論”思想是為了弘揚大乘般若中觀的“空”的思想，“畢竟空”和中觀思想對于鳩摩羅什而言就是諸法實相，即世界一切事物和現(xiàn)象的真相。鳩摩羅什指出：“佛法圣觀有四種：一無常、二苦、三空、四無我。”他認為，“無常”是證悟“空”的境界的前提，也是進入“空”境的門徑；而“空”則是體認“無常”后達到的最高境界。《中論》中說：“無常即是苦，苦即是無我，若無我則無我所，無我所者，則為是空，不可受著。若不受著，則是不生不滅”，即世間變化無常就是無法逃避的苦，而沒有什么值得去執(zhí)著的也是苦，如果沒有執(zhí)著就會對什么都不執(zhí)著，能讓人沒有執(zhí)著就是空，不去做，如果不執(zhí)著，就會不生不滅。“無常”與“無我”都是“苦”，而“無我”則是沒有執(zhí)著，由此達到“空”，也就是“畢竟空”的境界。
鳩摩羅什堅持大乘般若中觀思想，從般若性空的角度堅持了他的“無常”“無我”的世界觀，否定慧遠大師的“神不滅”宗教世界觀，從而也推動了般若中觀思想在中國的發(fā)展。他一再強調(diào)“法無定性”，要從對立的兩個方面的結(jié)合上去把握事物本質(zhì)，不為世俗觀念所動。鳩摩羅什主張原因和結(jié)果是相對的，它們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從而否定了佛教的因果律，但同時鳩摩羅什也強調(diào)業(yè)力仍然不失，善惡還須有報。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中主張，認識所反映和把我的世界，全部都是主觀意識自身的產(chǎn)物，這種主觀意識他稱之為“憶想分別”，或“虛妄分別”，他認為世界萬物是由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所以一切法“畢竟空”，世俗的一切人事都不可能成立，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達不到客觀的實在性，是徹底的唯心主義。鳩摩羅什割裂了主觀與客觀的聯(lián)系，認為人的認識只有主觀任意的性質(zhì)，無法認識客觀的真實存在，同時他又提出了一種超越人的認識的特殊智慧——佛慧，用以把握不可認識的客觀真實性，處于一種完全無所分別的狀態(tài)，從而求得人的真正解脫，即“諸法實相，即是涅槃”學說。
智能禪法并重
在成佛的修行方式上，鳩摩羅什主張大乘般若智能與小乘禪法相結(jié)合的方式，即堅持般若中觀“非有非無”視角和“畢竟空”思想，通過修行進入清靜寂滅的禪定狀態(tài)，不執(zhí)著于有，也不執(zhí)著于空，提倡普度眾生。為了指導弟子們將大乘般若智能與小乘禪法相結(jié)合，鳩摩羅什特地編撰了《眾家禪要》。《眾家禪要》主要是吸收了印度不同禪師的一些大、小乘禪法，經(jīng)過整理，將其融會貫通而成。鳩摩羅什注重大乘般若智能在修行中的作用，側(cè)重從“非有非無”的般若中觀的視角進行修行，對一切的執(zhí)著從“畢竟空”的高度進行破除，以“空”破“有”， 超越有無。鳩摩羅什認為，諸法實相是大乘佛法的真理，從而能夠理解“畢竟空”和中觀視角，最終成佛。而做到領(lǐng)悟諸法實相，就要結(jié)合般若智能和小乘禪法。
“三論”批判思想
鳩摩羅什繼承龍樹的中觀學派思想，最為注重“三輪”之學，即《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提倡中道實相之理，駁斥偏執(zhí)妄見的大小乘錯誤觀點，反對各種偏執(zhí)，無論是佛教內(nèi)的，還是佛教外的，均以“中道”思想為原則來分析、破斥。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是否定一切的，不承認任何教條，批判一切權(quán)威，最后連他自己的否定也給予否定。鳩摩羅什主張即批判又聯(lián)合，在徹底駁斥小乘一切有部的學說的前提下，給以一定的存在余地，從宗教理論到宗教實踐進行全面的批判，特別批判小乘的“少欲知足”說。《成實論》和《大乘大義章》中就有多處駁斥有部理論的記載，如“言有為法四相者，是迦旃延弟子意，非佛所說”，即有為法的生、住、異、滅四相的說法是迦旃延弟子的意思，不是佛所說的。鳩摩羅什否認人的認識能力，堅持般若“畢竟空”思想，他不承認佛有實體，不相信有不滅的神識佛性，彼岸凈土也并非真實存在，這些屬于佛教的“真諦”。在《持世經(jīng)》中，鳩摩羅什對陰、持、入、十二因緣等佛教早期概念做了新的解釋，其中心點在說明“世間實相即是出世間”，“有為法的實相即是無為”的道理，以此來駁斥那些逃避世間的小乘佛教學說。
著述
鳩摩羅什能譯能文，博覽群書。但由于他主要從事譯經(jīng)，所以著述較少。《開元釋教錄》記載，鳩摩羅什曾經(jīng)說：“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于此，將何所論！”他認為他如果能寫作《大乘阿毗曇》，就不是釋伽牟尼十大弟子中的《大乘阿毗曇》迦旃延所能比的，然而他如今在秦地，能夠深入領(lǐng)會大乘經(jīng)義的人少，他沒有辦法就此論著。
鳩摩羅什的主要著作有，為姚興所寫的《實相論》兩卷、《注維摩經(jīng)》《注金剛經(jīng)》，然而這全都沒有存世。現(xiàn)存的有鳩摩羅什給后秦國王姚興的兩封書信《答秦主書》《答后秦主姚興》、與東晉高僧慧遠大師的書信《答慧遠書》、詩偈《十喻詩》，除此外，還有對于鳩摩羅與慧遠大師的問答記載的《大乘大義章》、鳩摩羅什與王稚遠問答和鳩摩羅什和外國法師等的問答、《略解三十七品次第》，皆收錄于《祐錄》的陸澄《法論目錄》中。
名稱 | 保存 |
《實相論》 | 已佚 |
《注維摩經(jīng)》 | 已佚 |
《注金剛經(jīng)》 | 已佚 |
《答后秦主姚興》 | 現(xiàn)存 |
《答秦主書》 | 現(xiàn)存 |
《略解三十七品次第》 | 已佚 |
《答慧遠書》 | 現(xiàn)存 |
《十喻詩》 | 現(xiàn)存 |
《大乘大義章》 | 現(xiàn)存 |
譯注
（后秦）鳩摩羅什等《佛教十三經(jīng)》
鳩摩羅什所譯佛經(jīng)，據(jù)《高僧傳》記載有三百多部；《祐錄》卷二記載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開元釋教錄》卷四記載是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現(xiàn)存有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三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經(jīng)》《小品般若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金剛經(jīng)》《維摩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首楞嚴三昧經(jīng)》《十住毗婆沙論》《成實論》及《十誦律》等，重點是般若系大乘經(jīng)典和龍樹、提婆一系的中觀派論書。
（后秦）鳩摩羅什等《金剛經(jīng)》
（后秦）鳩摩羅什等《大藏經(jīng)》
鳩摩羅什所譯佛典從內(nèi)容上可以分為四類：大乘經(jīng)論，包括《法華經(jīng)》《大智度論》以及《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大乘經(jīng)論，為隋唐佛教天臺宗和三論宗的創(chuàng)立提供了重要經(jīng)典論據(jù)和思想基礎(chǔ)；小乘經(jīng)論，包括《成實論》，這是由小乘向大乘空宗過渡的著作，在此基礎(chǔ)上后來又發(fā)展出了成實論學系；大小乘禪經(jīng)，包括《坐禪三昧經(jīng)》，其對于禪學的流行具有重要作用；律典，包括鳩摩羅什和罽賓僧弗若多羅等人合譯的《十誦律》和《四分律》，是中國佛教律學的基本依據(jù)。
（后秦）鳩摩羅什等《梵網(wǎng)經(jīng)》
（后秦）鳩摩羅什等《妙法蓮華經(jīng)》
主要譯注作品比較：
大乘經(jīng)論 | 小乘經(jīng)論 | 大小乘禪經(jīng) | 律典 |
《法華經(jīng)》 | 《成實論》 | 《坐禪三昧經(jīng)》 | 《十誦律》 |
《維摩詰經(jīng)》 | 《首楞嚴三昧經(jīng)》 | 《比丘戒本》 | |
《大智度論》 | 《四分律》 | ||
《大品般若經(jīng)》 | |||
《中論》 | |||
《百論》 | |||
《十二門論》 | |||
《大莊嚴論經(jīng)》 |
依據(jù)《出三藏記集》（《祐錄》），并參照《開元釋教錄》對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作一介紹，凡錄有年代者按時間順序排列，無年代記載的附后。
鳩摩羅什譯經(jīng)年表
年代 | 日期 | 譯經(jīng) |
晉安帝元興元年，即后秦弘始四年（公元402年） | 一月五日 | 《坐禪三昧經(jīng)》，或云《菩薩禪法經(jīng)》《禪經(jīng)》《禪法要》三卷，亦作二卷。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僧叡從鳩摩羅什受禪法，得其所抄撰《眾家禪要》，即譯為此經(jīng)，是大小乘禪法的匯編。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加校訂 |
晉安帝元興元年，即后秦弘始四年（公元402年） | 二月八日 | 《阿彌陀經(jīng)》亦題《無量壽經(jīng)》一卷 |
晉安帝元興元年，即后秦弘始四年（公元402年） | 三月五日 | 《賢劫經(jīng)》亦名《賢劫定意經(jīng)》《賢劫三昧經(jīng)》七卷。與西晉竺法護所譯《賢劫經(jīng)》為同本異譯 |
晉安帝元興元年，即后秦弘始四年（公元402年） | 夏 | 開始譯《大智度論》亦稱《大智度經(jīng)論》《摩訶般若釋論》一百卷。古印度龍樹撰。原本有十萬偈，每偈三十二字，共有三百二十萬字。鳩摩羅什僅將其初品〔有三十四卷）全譯，此后部分是略譯。如果全譯，將有此譯本的十倍。“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至弘始七年（公元405年）十二月譯完 |
晉安帝元興元年，即后秦弘始四年（公元402年） | 十二月一日 | 《思益梵天所問經(jīng)》即《思益義經(jīng)四卷。與竺法護譯《持心梵天所問經(jīng)》、北魏菩提留支譯《勝思惟梵天所問經(jīng)》為同本異譯 《彌勒成佛經(jīng)》一卷。與竺法護所譯同名經(jīng)是同本異譯 |
晉安帝元興二年，即后秦弘始五年（公元403年） | 四月二十三日 | 開始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亦稱《新大品經(jīng)》《大品般若經(jīng)》）四十卷或三十卷、二十四卷。與西晉無羅叉、竺叔蘭譯《放光般若經(jīng)》、竺法護譯《光贊般若經(jīng)》是同本異譯。鳩摩羅什手執(zhí)胡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后秦王姚興親覽舊經(jīng)，驗其得失，與著名學僧釋慧恭、僧略、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標、道恒等五百余人，詳加審定，然后寫出。此年十二月十五日譯完，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記載。校正結(jié)束 |
晉安帝元興三年，即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 | 四月 | 《大品經(jīng)》檢校完畢 |
晉安帝元興三年，即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 | 十月十七日 | 《十誦律》六十一卷。前五十八卷是鳩摩羅什先后與罽賓僧弗若多羅、西域僧曇摩流支合譯，最后的《毗尼誦》三卷是罽賓僧卑摩羅叉在鳩摩羅什死后于壽春譯出 《百論》二卷。古印度提婆撰。凡二十品，每品各有五偈，共有一百偈，因稱“百論”。但后十品，鳩摩羅什以為對內(nèi)地無益，故缺而不譯。此論與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合稱“三論”，是龍樹創(chuàng)立的古印度中觀學派的基本論著 |
晉安帝義熙元年，即后秦弘始七年（公元405年） | 六月十二日 | 《佛藏經(jīng)》又名《選擇諸法經(jīng)》四卷 |
晉安帝義熙元年，即后秦弘始七年（公元405年） | 十月 | 《雜譬喻經(jīng)》一卷 《菩薩藏經(jīng)》（又名《富樓那問經(jīng)》《大悲心經(jīng)》）三卷。與竺法護所譯為同本 《稱揚諸佛功德經(jīng)》（一名《集華經(jīng)》）三卷 |
晉安帝義熙二年，即后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 | 夏 | 《妙法蓮華經(jīng)》簡稱《法華經(jīng)》，《祐錄》稱《新法華經(jīng)》八卷。與竺法護譯《正法華經(jīng)》、隋閣那崛多、達摩笈多譯《妙法蓮華經(jīng)添品》（或稱《添品妙法蓮華經(jīng)》）為同本異譯。鳩摩羅什應(yīng)后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之請而譯 《維摩諸所說經(jīng)》（又名《不可思議解脫經(jīng)》或簡稱《維摩潔經(jīng)》）三卷。是三國吳支謙譯的《維摩話經(jīng)》的異譯本。后秦王姚興命安城侯姚嵩與沙門千二百人于長安大寺請鳩摩羅什重譯。鳩摩羅什“手執(zhí)胡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fù)，陶冶精求，務(wù)存圣意：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 《華手經(jīng)》（又名《華首經(jīng)》《攝諸善根經(jīng)》）十三卷（《開元錄》曰十卷） 《梵網(wǎng)經(jīng)》亦稱《梵網(wǎng)菩薩戒經(jīng)》《菩薩戒本》，二卷 |
晉安帝義熙三年，即后秦弘始九年（公元407年） | 閏月五日 | 重加校訂《坐禪三昧經(jīng)》 《自在王菩薩經(jīng)》二卷。與北魏瞿曇般若留支譯《奮訊王問經(jīng)》為同本異譯。應(yīng)后秦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顯之請而譯 |
晉安帝義熙四年，即后秦弘始十年（公元408年） | 二月六日 | 《小品般若經(jīng)》（《祐錄》題《新小品經(jīng)》）十卷。是東漢支讖譯《道行般若經(jīng)》、三國吳支謙譯《大明度無極經(jīng)》的同本異譯。應(yīng)后秦太子姚泓之請而譯。于四月三十日譯完 《十二門論》一卷。古印度龍樹撰。大乘中觀學派“三論”之一。共由二十六偈頌和釋文組成 |
晉安帝義熙五年，即后秦弘始十一年（公元409年） | 譯時不詳 | 《中論》亦稱《中觀論》四卷。古印度龍樹撰，共二十四品。釋文是古印度青目著，鳩摩羅什在翻譯時作了刪改 |
晉安帝義熙七年，即后秦弘始十三年（公元411年） | 九月八日 | 《成實論》二十卷或十六卷古印度訶梨跋摩撰。應(yīng)尚書令姚顯之請而譯。鳩摩羅什手執(zhí)胡本，口自傳譯，曇晷筆受，曇影正寫。翌年九月十五日完成 |
晉安帝義熙八年，即后秦弘始十四年（公元412年） | 九月十五日 | 《成實論》譯完 |
晉安帝義熙九年，即后秦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 | 四月十三日 | 薨于大寺，時年七十歲 |
譯年不詳 | 譯時不詳 | 《諸法無行經(jīng)》二卷、《首楞嚴三昧經(jīng)》三卷（或二卷）、《十住經(jīng)》五卷、《持世經(jīng)》四卷、《彌勒下生經(jīng)》（另名《彌勒受決經(jīng)》《彌勒下生成佛經(jīng)》）一卷、《金剛般若經(jīng)》一卷，與北魏菩提留支、陳真諦分別譯的《金剛經(jīng)》以及唐玄獎、義凈分別譯的《能斷金剛般若經(jīng)》皆為同本異譯。與大小品《般若經(jīng)》內(nèi)容一致、《遺教經(jīng)》一卷、《禪法要解》二卷、《十住毗婆沙論》（或稱《十住論》）十四卷、《大莊嚴經(jīng)論》（或作《大莊嚴論經(jīng)》）十五卷、《十誦比丘戒本》一卷等。《開元錄》還把《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作為鳩摩羅什譯，后世《大藏經(jīng)》因之 此外，《四分律》的譯出也與鳩摩羅什有關(guān)。他勸后秦主姚興請佛陀耶舍到長安。佛陀耶舍曾助鳩摩羅什譯《十住經(jīng)》，弘始十二年（公元410年）又受司隸校尉姚爽之請，誦出《四分律》四十五卷或作六十卷，竺佛念口譯，道含筆受，弘始十四年譯完 |
傳承
師承
鳩摩羅什早年游學修道，在罽賓、法勒等地游歷求學，學習那里的佛經(jīng)思想、五明諸論和陰陽星算等。鳩摩羅什關(guān)于佛家思想分為兩個階段，先是師從罽賓大德槃頭達多，學習小乘空宗，然后是進入沙勒，師承大乘高僧須利耶蘇摩，放棄小乘轉(zhuǎn)而學習大乘。鳩摩羅什二十歲在王宮正式受戒時，他師從罽賓高僧卑摩羅叉，繼續(xù)學習佛經(jīng)。
法嗣
鳩摩羅什的門人號稱有三千人，但沒有正式收過弟子，《高僧傳》中記載，他認為“什累業(yè)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在長安期間，姚氏王族多次邀請鳩摩羅什去長安大寺講說佛經(jīng)，鳩摩羅什聲名大震，聚集了一大批佛教信眾及學人，包括道恒、道標、僧肇、僧叡、曇影、慧觀、慧嚴、道融、僧遷、法欽、曇無成、僧導、僧業(yè)、僧嵩等，后世稱什門有“八俊”“四圣”“十哲”之譽。
鳩摩羅什的眾多門人都參與到他的譯經(jīng)工作中，并對其翻譯給予了極大幫助，但現(xiàn)存資料所載不一：譯《大品般若經(jīng)》時，在場的有五百人；譯《法華經(jīng)》時，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余人，“于是聽受領(lǐng)悟之僧八百余人”；譯《思益經(jīng)》時，“諮悟之僧二千余人，大齊法集之眾”；譯《維摩潔經(jīng)》時，有義學沙門一千二百人。另據(jù)《出三藏記集·鳩摩羅什》記載：“于時四方義學沙門不遠萬里，名德秀拔者，才、暢二公，乃至道恒、僧標（即道標）、僧叡、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余僧”，《魏書·釋老志》記載：“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jīng)本……時沙門道融、僧略、道恒、道標、僧肇、曇影等，與鳩摩羅什共相提挈，發(fā)明幽致。”
現(xiàn)將《高僧傳》中記載的著名弟子作簡要介紹：僧略，東晉時北地泥陽人。少時于長安大寺出家，為弘覺弟子，后游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jīng)及三藏，曾助道安譯經(jīng)。后秦時受到國主姚襲、姚興的敬重。鴻摩羅什到長安后，從學并參與譯經(jīng)。姚興救為僧主（僧正），與悅眾僧遷等，共理后秦僧尼事務(wù)。弘始之末死于長安大寺，卒年七十三歲。
道融，或作道彤，東晉時汲郡人。十二歲出家，先學《論語》等書，至三十歲，才解出眾，精于佛教及其他經(jīng)書。后投鳩摩羅什門下，姚興救入逍遙園，參正詳譯。請鳩摩羅什譯《菩薩戒本》（《梵網(wǎng)經(jīng)》）行于世。后鳩摩羅什譯《中論》時，剛譯完兩卷，道融即作講解。鳩摩羅什命他講《法華經(jīng)》，聽后嘆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在宮廷與來自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的婆羅門辯論，獲勝。后到彭城（今徐州）傳教說法，門徒三百，前后問學者千有余人。年七十四，死于彭城。著有《法華義疏》《大品般若經(jīng)義疏》《金光明經(jīng)義疏》《十住州經(jīng)義疏》《維摩經(jīng)義疏》等。
曇影，生地不詳。出家后，能講《正法華經(jīng)》《光贊般若經(jīng)》，聽者道俗僧眾逾千人。后入關(guān)中，受到姚興的禮待。等到鳩摩羅什到長安時，受敕入逍遙園協(xié)助譯經(jīng)。初譯《成實論》時，他將其中爭論問答歸結(jié)為“五番’，受到鳩摩羅什稱贊。著有《法華經(jīng)義疏》四卷，并著《中論注》。后來隱棲山中，于東晉義熙年間卒，卒年七十歲。
僧叡，晉朝時長樂人。十八歲投僧賢出家，二十二歲時已博通經(jīng)論，曾聽佛圖澄弟子僧朗講《放光般若經(jīng)》，又師事道安，后成為鳩摩羅什的弟子，從受禪法，并請出《禪法要》三卷。凡鳩摩羅什譯經(jīng)，僧叡皆助參正。鳩摩羅什讓他講《成實論》，他對七處破《毗曇》之文能不問自解。鳩摩羅什嘆到：“吾傳譯經(jīng)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僧叡為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撰述最多。卒年六十七歲。
道恒，東晉時藍田人。二十歲出家，潛心研習佛理。后投鳩摩羅什門下，“譯出眾經(jīng)，并助詳定”，同學道標，亦有才能。后秦王姚興以二人“神氣俊朗，有經(jīng)國才量”，敕尚書令姚顯令二人還俗從政，二人誓不從命，道恒隱遁山中。道恒撰有《釋駁論》《百行箴》。
慧叡，南朝宋時冀州人。年少出家，曾游歷各地，據(jù)稱曾到達南天竺界。慧叡“音義訓話，殊方異義，無不必曉”。還廬山后，不久又入關(guān)，曾師事道安，后投鳩摩羅什門下，參與譯經(jīng)。南朝宋時，至健康烏衣寺講說眾經(jīng)，思維透徹，受到僧眾的歡迎。宋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請以為師，再三乃允。因謝靈運諮問，于是著《十四音訓敘》，在其中條列梵、漢，并且解明經(jīng)中字音詞義，宋元嘉年間卒，年八十五歲。
僧導，南朝宋時京兆人。十歲出家為僧，讀《觀世音經(jīng)》《正法華經(jīng)》，年十八時即。博讀眾經(jīng)，曾參加道安的譯場，是譯《四阿鋡暮抄》時的筆受者之一。后秦時姚興敬其德業(yè)，給以厚遇。鳩摩羅什譯經(jīng)，僧導“參譯詳定”。著有《成實義疏》《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
貢獻及影響
貢獻
鳩摩羅什在長安的譯經(jīng)工作對中國佛教也是一件重要貢獻。他翻譯的佛經(jīng)對中國佛教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很多佛經(jīng)都成了此后中國佛教宗派及東亞佛教派別立宗的重要典籍，如《成實論》為成實宗思想基礎(chǔ)，《阿彌陀經(jīng)》為凈土宗所宗，《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三論宗所宗，《法華經(jīng)》為天臺宗所宗。鳩摩羅什所譯禪經(jīng)和戒律類經(jīng)典及經(jīng)論如《維摩經(jīng)》《大智度論》等也是后來修習佛學者的必讀典籍。
鳩摩羅什不僅講述佛經(jīng)教義，還將翻譯佛典和培養(yǎng)弟子相結(jié)合，以推動佛教人才產(chǎn)生。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場所規(guī)模大，參與譯經(jīng)的弟子數(shù)量多，有時多達五百人或八百人，其中不乏一些前輩碩學和少年英俊直接襄助翻譯。在他的門徒弟子 中有“四圣”和“八俊”之說，他們在鳩摩羅什的影響下，對推動佛教事業(yè)的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鳩摩羅什通過翻譯佛經(jīng)和培養(yǎng)弟子，推動了中印文化交流、中國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文化的交流。
鳩摩羅什的譯場開創(chuàng)自由講學之風，這不僅對于中國佛教進一步發(fā)展 ，更帶給整個學術(shù)界一種新的方法和新的精神。他的譯場既是翻譯機構(gòu)，又是教學和研究機構(gòu)，推動了佛教講學方式的轉(zhuǎn)變與發(fā)展。同時，鳩摩羅什隨講隨譯，對于外來經(jīng)典重新解構(gòu)，就成了義疏，是學術(shù)著述的一種新體裁，成為了佛教“中國化”的具體途徑，也推動了佛教的“中國化”。其次，鳩摩羅什開創(chuàng)佛教的“教相判釋”，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整理學術(shù)體系的方法，推動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別的系統(tǒng)整理。
影響
宗教影響
鳩摩羅什對東亞佛教的發(fā)展有著重大的影響，他推動中國佛教思想的發(fā)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由于鳩摩羅什的翻譯，中國才具有良好的佛教譯本和系統(tǒng)的教義，中國佛教才得更好地傳播與發(fā)展，其中尤其是使大乘空宗的思想獲得廣泛的流傳。其次，鳩摩羅什促進南朝學派和隋唐學派的形成。他重譯或新譯的大量不同類型的佛典，為中國佛教學派和宗派的產(chǎn)生提供了基本的佛學根據(jù)和思想基礎(chǔ)，其思想對于中國佛教宗派的思想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后來中國佛教學派和宗派所依據(jù)的重要經(jīng)典，基本上都是這一時期翻譯成漢文的。例如大小品《般若經(jīng)》的重譯和《大智度論》的新譯，是被中國各個佛教學派、宗派用來建立宗教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資料；《成實論》是成實學派《或成實宗）的主要經(jīng)典；《中論》《十二門論》和《百論》是三論學派《或三論宗》的主要經(jīng)典；《法華經(jīng)》 是天臺宗的主要經(jīng)典；《阿彌院經(jīng)》是凈士宗所依據(jù)的“三經(jīng)”（另二經(jīng)是《無量壽經(jīng)》《觀無量壽經(jīng)》)之一；至于《金剛般若經(jīng)》對禪宗曾有較大影響。在佛教的民間信仰方面，《彌勘成佛經(jīng)》和《彌勒下生經(jīng)》是彌勒信仰的經(jīng)典。
從鳩摩羅什開始，佛教已經(jīng)正式被作為封建國家的宗教文化事業(yè)，長安大寺成為主要譯經(jīng)場所。由于鳩摩羅什的影響，后秦首先創(chuàng)立僧尼管理機構(gòu)，此后經(jīng)北魏至隋唐，形成中國封建社會比較完備的僧官制度。鳩摩羅什開創(chuàng)佛教的“教相判釋”，從而推動了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別的系統(tǒng)整理。梁啟超《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fā)展》說：“羅什之前，我佛教界殆絕無所謂派別觀念，自羅什至而大小乘界限分明矣。”
其他影響
在文學方面，由于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jīng)具有優(yōu)美的文學韻律，其中以印度文學為底色的佛經(jīng)經(jīng)文及其中的故事、表現(xiàn)手法等對中國文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鳩摩羅什的佛經(jīng)翻譯具有變“直譯”為“意譯”、簡約文字和突出漢語的文學性的特點，從而使佛經(jīng)適應(yīng)在中途文化中的使用。他以印度的佛教經(jīng)文為底本，創(chuàng)造性地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jié)合，將不同風格、語言、語法的印度原文譯為適合中國文學傳統(tǒng)的作品，在文體、內(nèi)容、風格、句法和詞匯等方面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創(chuàng)造了義疏學術(shù)新體裁，推動了雙語詞使用的發(fā)展，促使宮體詩的出現(xiàn)，并深刻影響了南朝以至隋唐山水詩的創(chuàng)作，促進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也為當時我國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文化交流起了促進作用。
在藝術(shù)方面，以《維摩詰經(jīng)》為代表的佛經(jīng)，為石窟寺的壁畫創(chuàng)作提供了生動、簡潔的底本，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維摩詰經(jīng)變》就是依據(jù)鳩摩羅什譯本繪制的，其他石窟中出現(xiàn)的大量“維摩詰經(jīng)變”和“西方凈土經(jīng)變”都與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有關(guān)。中國美術(shù)學家金維諾先生認為，鳩摩羅什在龜茲弘揚大乘佛教的20余年，對龜茲石窟特別是對與他在龜茲時已是興盛的克孜爾石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克孜爾石窟的前期，正是鳩摩羅什在龜茲的時期，與鳩摩羅什在龜茲弘揚大乘有緊密的聯(lián)系，比如克孜爾第47窟的壁畫繪出了《阿耨達經(jīng)》的內(nèi)容，而《阿耨達經(jīng)》是鳩摩羅什接受般若思想從小乘改宗大乘的啟蒙經(jīng)典。
爭議
破戒娶妻
鳩摩羅什的破戒一直是古今學者和僧人關(guān)注的問題，在中國佛教史上產(chǎn)生較大影響，也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看法。關(guān)于他的破戒娶妻共有三次記載，其中《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中的本人傳記載有兩次，而且內(nèi)容一致。另外在《晉書》的《藝術(shù)傳》中也有相關(guān)記載。第一次破戒發(fā)生在呂光征服龜茲之后，《高僧傳》記載呂光擄獲鳩摩羅什后，逼迫他娶龜茲王女為妻，鳩摩羅什不愿，呂光就灌醉他，把他們關(guān)在一間房間內(nèi)，于是鳩摩羅什破戒；第二次在《高僧傳》記載為秦主姚興見鳩摩羅什聰慧，便賜妓女十人逼迫他接受，用以傳承子嗣；第三次是《晉書》中的記載，鳩摩羅什在講經(jīng)時看到有兩個小二登上肩膀，于是向姚興討要婦人，姚興便召見一宮女與之交合。
后人對鳩摩羅什破戒評論眾多，但歸納起來不外乎三種態(tài)度。一種認為，鳩摩羅什第一次是針對他的王妹，第二次是主動向姚興提出要求，行為嚴重違反戒律，是僧人中的敗類。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shù)。第二種認為是鳩摩羅什的兩次犯戒都是強迫所致，并非出自其真心，而且他既蓄家室，常感慚愧。第三種態(tài)度，就是認為鳩摩羅什犯戒是事實，但是由于他對中國佛教的巨大貢獻，這種失誤顯得十分渺小，可以諒解。這一觀點在中國古代高僧中間占據(jù)主流地位。無論是僧祐還是慧皎的傳記中，都是持這種觀點，他們一方面為尊重歷史事實，一定要把破戒寫入文中，另一方面又有通過許多的情節(jié)來盡量為鳩摩羅什開脫。
除此之外，關(guān)于《晉書》中鳩摩羅什主動破戒的記載，歷來也有爭議，主要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認為鳩摩羅什的生平以《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為正本，在有代表性和權(quán)威性的中國佛教史著作中大多對《晉書》中的記載采取否定態(tài)度，如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二卷，或者不采用此材料，或者表示是“偽說”、“捏造”。第二種是對《晉書》記載采取懷疑態(tài)度，認為可能不實，如佛教研究專家郭朋。第三種是當作史料引用或認同其記載，畢竟《晉書》是由史家撰寫。
與慧遠的爭論
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關(guān)于“法身”“法性”等問題的論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在與鳩摩羅什的書信往還中，慧遠提出了許多佛學理論問題向鳩摩羅什請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涅槃相關(guān)的法身、法性問題。對慧遠提出的這些問題，鳩摩羅什本著般若性空的立場，一一給予了回答，強調(diào)“法身”、“法性”并不是什么獨立自在的實體，而是以般若智慧悟證諸法實相畢竟空寂。因此，不能把“法身”、“佛身”執(zhí)以為實體。鳩摩羅什明確指出，所謂“法身”、“佛身”，只是為了適應(yīng)對不同人的傳法需要而做的方便假說，實則虛妄空無。慧遠則持有不同的意見。在慧遠看來，佛經(jīng)在談到法性的時候，是承認有常住不變的法性，慧遠堅持佛教的因果論思想，形形色色的萬千事象是由因緣和合而成的，變幻不實，無有定相，使萬事萬物得以發(fā)生的宇宙本體則是非由因緣、真實不變的。
在成佛的修行方式上，鳩摩羅什與慧遠存在著較大的差別，注重大乘般若智能與小乘禪法相結(jié)合是鳩摩羅什修行方法的特色，而慧遠較為注重禪定與念佛相結(jié)合的修行方法。他們二人對“空”的不同理解，表現(xiàn)出他們具有大、小乘兩種不同風格。從他們的禪法上來看，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鳩摩羅什的禪法是屬于大乘空宗系統(tǒng)，注重禪智相結(jié)合的修行方法，而慧遠更側(cè)重于“念佛三昧”，執(zhí)著于一個真實存在的“佛”。
思想變化
學術(shù)界認為雖然鳩摩羅什的著述很少，但從他現(xiàn)存的著述和弟子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他的哲學思想。關(guān)于他的“畢竟空”思想，有學者認為是“ 總破一切法 ”， 是對中觀論的修正。考古學家薛宗正先生在《從說法龜茲到弘法長安》中認為，鳩摩羅什實質(zhì)是以一位宗教改革者的角色登上歷史舞臺，他在青年時期以后接受大乘思想，宣傳大乘學說，促進了龜茲國的政治改革，晚年又轉(zhuǎn)而強調(diào)不應(yīng)該執(zhí)著于一門，變得調(diào)和大小乘思想；也有學者認為鳩摩羅什的思想并沒有改變，而是進一步發(fā)展了，比如杜繼文先生就認同這種說法，認為其思想是文化交融的結(jié)果，是為了適應(yīng)新的環(huán)境。
佛教藝術(shù)聯(lián)系
關(guān)于鳩摩羅什與佛教藝術(shù)有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認為他與佛教藝術(shù)有直接的聯(lián)系，例如龜茲學專家霍旭初先生在研究資料后，論述克孜爾石窟的內(nèi)容初期與禪修有關(guān)， 正對應(yīng)鳩摩羅什少年時期的習禪，而鳩摩羅什改宗大乘后， 龜茲石窟便出現(xiàn)了規(guī)模宏大的大像窟。著名考古學家丁明夷先生也認為鳩摩羅什對龜茲佛教石窟藝術(shù)有影響，包括中心柱窟形狀、大佛窟的出現(xiàn)。另一種說法則認為鳩摩羅什與佛教藝術(shù)并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只有間接的影響。比如石窟中出現(xiàn)的大量“維摩詰經(jīng)變”和“西方凈土經(jīng)變”都與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有關(guān)。
評價
據(jù)《高僧記》記載，秦主姚興評價說：“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
近現(xiàn)代史學家、思想家梁啟超在《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評價為：“什在中國，歷年雖暫，然其影響之弘大，乃不可思議，門下號稱三千，有四圣、十哲之目，北之僧肇、道融，南之道生、慧觀，其最著也。佛教從學理上得一堅實基礎(chǔ)，而為有系統(tǒng)的發(fā)展，自什始也。”
近現(xiàn)代佛學家、國學大師湯用彤先生說：“晉宋之際，佛學上有三大事：一曰《般若》，鳩摩羅什所弘闡；一曰《毗曇》，僧伽提婆為其大師；一曰《涅般木》，則以曇無讖所譯為其基本經(jīng)典。”
對于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中國現(xiàn)代佛學家呂澂先生評論說：”從翻譯的質(zhì)量言，不論技巧和內(nèi)容的正確程度方面，都是中國翻譯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說開辟了中國譯經(jīng)史上的一個新紀元。”
中國現(xiàn)代歷史學家、語言學家陳寅恪先生指出：“寅恪嘗謂鳩摩羅什翻譯之功，數(shù)千年間，僅玄奘可以與之抗席。”
中國近現(xiàn)代佛學家、國學大師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評價為：“法筵之盛，今古罕匹。”
名言章句
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佛遺教經(jīng)》
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佛遺教經(jīng)》
佛說苦諦實苦，不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道，實是真道，更無余道。——《佛遺教經(jīng)》
譬如小水長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shù)數(shù)懈廢，譬如鉆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佛遺教經(jīng)》
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佛遺教經(jīng)》
汝等比丘，若攝心者，心則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法相。——《佛遺教經(jīng)》
比丘亦爾，受人供養(yǎng)，趣自除惱；無得多求，壞其善心。譬如智者，籌量牛力，所堪多少，不令過分，以竭其力。——《佛遺教經(jīng)》
當自端心，正念求度。——《佛遺教經(jīng)》
軼事典故
燒繩化灰幻術(shù)
《高僧傳》記載，呂光的中書監(jiān)名叫張資，其人文書風格溫潤典雅，呂光很器重他。張資患了重病，呂光盡力想要救治他。此時有一位外國名叫羅叉的有道之士說他能治張資的病，呂光很高興，給了羅叉豐厚的賞賜。鳩摩羅什知道羅叉是在欺詐誆騙，便告訴張資說，羅叉做不了這件事，不過徒增煩惱和費用罷了，冥冥之中的運數(shù)雖然隱藏不見，但可以用事情來試探。于是鳩摩羅什用五色的絲線打了繩結(jié)，將它燒成灰末，投進水中。鳩摩羅什說，如果這些灰燼浮出水面復(fù)原成為繩結(jié)，張資的病就治不好了。片刻之后，灰末聚起浮出，復(fù)原成繩結(jié)的本來形貌。不久張資的病再次治療后仍然沒有效果，幾天后就死掉了。
吞針幻術(shù)
《晉書》中記載，秦主姚興帶著朝臣、大德僧人千余人在草堂寺聽鳩摩羅什講說佛經(jīng)，鳩摩羅什突然走下講座，對姚興說，他看到有兩個小孩爬上他的肩膀，向姚興討要一位婦人。于是姚興召見一位宮女，鳩摩羅什與其交合一次而婦人生下兩個孩子。姚興夸贊鳩摩羅什聰明，天下沒有第二個人，不可以讓這種血脈的子嗣少，于是送給鳩摩羅什是十位妓女，逼迫鳩摩羅什接受她們。其后，鳩摩羅什就不住在僧坊，在別處建立房舍。很多僧人效仿他。鳩摩羅什為了阻止僧人破戒，便對他們說，如果可以像他一樣吞進針，那就可以效仿。于是鳩摩羅什像吃平常食物一樣吞針，眾僧人愧服而停止。
文化形象
關(guān)于鳩摩羅什的記載中，梁代高僧僧祐《出三藏記集》中的鳩摩羅什是當時佛教思想發(fā)展的一個推波助瀾的關(guān)鍵人物，南朝梁僧慧皎《高僧傳》中的鳩摩羅什則是能夠載入中國佛教人物史冊的著名僧侶之一，而《晉書》的記載參考了宗教著作，但通過微小的修辭變化和情節(jié)的添加，縮小了佛教文化的神圣性，放大了高僧破戒和荼毗的文化效果，使鳩摩羅什帶上了“志人”與“志怪”的傳奇色彩。
（梁釋）僧祐等《出三藏記集》
（唐）房玄齡等《晉書斠注》
近現(xiàn)代時期，新感覺派作家施蟄存以史書為素材把鳩摩羅什的故事演繹為小說《鳩摩羅什》，當代穿越小說家小春也以《不負如來不負卿》為題，著力塑造新的鳩摩羅什形象的愛情故事。
除此之外，關(guān)于鳩摩羅什的影視作品有2017年秦川導演的紀錄片《鳩摩羅什》、2020年王贊導演的動畫《絲路行者·鳩摩羅什》，著力于描寫鳩摩羅什傳奇的一生。
王贊導演的動畫《絲路行者·鳩摩羅什》
史書古籍 | 文化作品 | 影視作品 |
《出三藏記集》 | 《鳩摩羅什》 | 紀錄片《鳩摩羅什》 |
《高僧傳》 | 《不負如來不負卿》 | 動畫《絲路行者·鳩摩羅什》 |
《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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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名片
這家伙太懶了，什么都沒寫！
作者
